陈宁一
现在，成都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已经感受不到血与火的气息。五年前，一批隐忍70年后的成都大轰炸受害者站上了日本法庭，以古稀之年的残躯，再次面对一场不知胜算几何的抗争……
2014年6月20日，成都，盐市口中环广场。
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一位知名女演员，从高高的广告牌上望着你，眼神慵懒。邻街青年路上，一名穿白色西装的男子兴致勃勃地向围观的路人介绍一种钻石。如果答对他的问题，就能得到一串珍珠。他强调，“绝对是真货。”
这里，是成都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
但，这里曾是炼狱。1939年6月11日，18架日本轰炸机在此扔下111枚炸弹。盐市口一带，群众伤亡近500人。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汽油味、人肉被炙烤的焦糊味，到处能看到被炸散的肢体。
1938年至1944年，日军对成都进行无差别轰炸（不分军事目标还是民用目标），共计21次以上，市民伤亡人数约3700多人，财产损失无数，史称“成都大轰炸”。
被遗忘的片段
1937年，苏良秀家住在成都市八寺巷17号，距离盐市口两三里地。那时候，她在清真小学读三年级。父亲做牛肉生意，母亲和奶奶做针线活补贴家用，日子平静而充实。
这一年，蒋介石定重庆为陪都，随之而来的是日军航空部队“荒鹜之鹰”。为了给中国后方施加压力，逼迫蒋介石投降，日军决定对重庆和成都地区进行无差别战略轰炸，这意味着老百姓成为轰炸目标。
1938年，第一颗炸弹落在成都。时隔70年后，“跑警报”仍旧是每一个老成都人挥之不去的恐怖记忆。当“荒鹜之鹰”从武汉或宜昌起飞的时候，成都的警察会手执黄布三角旗，发出“预行警报”。这时，很多人会慌乱地向城外逃去。
几个小时后，撕心裂肺的“空袭警报”就会响起，“呜——呜！呜！”一长两短，表明“飞鹰”已经到了重庆。“呜！呜！呜！”三声凄厉的“紧急警报”后，死亡之鸟已经盘旋在头顶。期间伴随着商店噼噼啪啪关铺板声、喇叭声、吆喝声、狗吠马叫、大人骂、小儿哭，整座城市乱作一团。
苏良秀说，父亲和爷爷时常在外面，家里缺少男人，无法“跑警报”到郊外去。在她幼小的记忆里，最初只能是“躲警报”。“当日本飞机来的时候，妈妈和奶奶总是把我们四姐弟拢到一起，躲在家中。听到爆炸声，弟弟吓哭了。怕被日本人听到，妈妈就哄他，别哭别哭。”
即使在1939年到1941年日军轰炸最烈的日子里，由于防空力量薄弱，成都亦长期处于“消极防空”状态。除了探照灯和听音器外，全市仅有苏、德制的高射炮和机枪约50挺。作为抵抗手段，只能在市内挖壕沟，蓄水池；由于城门太少，只得挖城墙以增加逃生路径。有钱人则大多搬往郊外。
可怜的防控措施几乎无法阻挡“荒鹜之鹰”的肆虐。轰炸机时常进行低空俯冲轰炸或扫射，人们甚至能够看到机翼上的日本国旗。“250公斤之炸弹”被空投下来，有空中爆裂弹和燃烧弹。先是爆炸，然后是大火。爆裂弹在半空中爆炸开来，弹片随着火药的威力四射，将人们的头、手、脚生生切断。
“桥头、沟边、田坝等处散落着残缺不全的尸体，头、手、脚和破碎的皮肉被炸飞挂在树枝、墙壁上。苦瓜架上涂满带血的脑浆，粪坑边铺着红色的人肠。”
一次空袭后，躲在城墙屋角的西蜀小学学生因燃烧缺氧，全部窒息而死。
1939年6月11日的那次轰炸让苏家感到恐慌，父亲的牛肉生意也不好做了，苏良秀记得那年开斋节（苏家是回民），家里吃了肉和油饼，还请人来念经求平安。只是没像往常一样走家串户互送食物了。
这一年，唯一让成都人欣慰的是，包括“轰炸机之王”奥田喜久大佐在内的两架日机被击落。
1940年，日军九次轰炸成都，是最频繁的一年。日本人的策略是先摧毁防御的空军，然后肆虐市区。当时中国空军使用各种各样的老式战机，例如“可塞”“道格拉斯”等等。这种时速100公里的黄色双翼战机被老百姓戏称为“黄鸡婆”。
有幸存者看到，一些勇敢的士兵，独自驾驶“黄鸡婆”冲向敌机群，英勇殉国。更多的时候，为了保存力量，“黄鸡婆”也在“跑警报”。这段时期，猖狂的日本飞机甚至停在了中国跑道上，向未着火的飞机以及后勤人员射击。
日军投弹范围越来越大，最近时离苏家不过200米。这时，苏家只好“跑警报”了。“妈妈背着包袱，奶奶拿瓶水牵一个弟弟走前面。我背着书包，父亲拿着账本，各带一个弟弟走后面。快步走，累了就中途停顿一下，再走。”苏回忆，一个表妹“跑警报”时，被大人拉断了一只手，落得终身残疾。
1940年的开斋节，苏家只吃了油饼，吃肉对他们而言已是奢侈之事。
当时，日本同盟通讯社肯定了轰炸的效果：“轰炸对于成都的人心毫无遗憾地显示了日军的空军威力，从而使成都市民产生深度的恐怖情绪。再者对于蒋政权难以忍受重庆的连续轰炸因而产生向成都逃避的企图是一重大痛击。”
1941年7月27日，逢礼拜，不少疏散人员和学生进到城里。但11点45分，急促的警报响起，人们疯了似的逃散。108架日机空袭成都全市范围。
正与弟弟在院里捉迷藏的苏良秀被妈妈拉进了屋子。由于躲避不及，一家十口躲于后院一棵核桃树下。炸弹在旁边爆炸，将核桃树连根拔起，树下之人当场被炸翻。有的被土埋掉半截，有的手足炸断，有的被弹片击中头部。苏良秀的祖母、母亲、姑姑、表姑、两个弟弟被当场炸死。11岁的苏良秀四肢大面积烧伤，右腿髋关节破损错位，终身残疾，至今体内仍保有淤血块。小弟弟脑部被炸，从此智力残疾。
此时，炸弹的巨大爆炸声，也从北校场军校本部传来。黑色烟尘喷起达千米以上，泥土、碎石如波浪般从天空倾泻下来，弹片呼啸，火药味呛人。有幸存者在一个深约两丈、宽约三四丈的弹坑内发现一名孕妇。路边的电线杆上，挂着被炸碎的人体，红色的血肉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由于有时一天“跑警报”多达八九次，很多民众都已厌倦，便留在家中躲警报，这也为死亡埋下伏笔。这次轰炸伤亡创纪录的达到1200余人。endprint
苏良秀的爷爷得知噩耗后，伤心欲绝，不到半年病逝。
1941年的开斋节，苏良秀在法国医院度过。没有新衣服，没有亲人的团聚，甚至没有足够的食物，只有为她换纱布的时候，穿透整个医院的惨叫。苏家家破人亡，从此一蹶不振。父亲失业后，经常喝着闷酒，独自流泪。
1941年以后，随着太平洋战事的爆发，日本对中国的空袭明显减弱。1944年11月21日，日机在成都附近温江机场投弹8枚后，便再也没有出现。
孤独的诉讼
命运眷顾了苏良秀。解放后她读了大学，成为了一名国家干部，儿女也孝顺。现在，苏良秀的家中挂着一幅让她颇为自得的水墨画，“是上老年大学时候学的”。如果撇开过去，撇开她一瘸一拐的腿以及身上的伤痕，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幸福的老人。
但是，79岁的苏良秀至今听不得警报声，一听到“就全身颤抖”。70年来，家破人亡的仇恨一直压迫着她，时常在夜里被噩梦惊醒。
2003年，苏良秀得知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成立。她主动找到成都的一些律师，询问对日诉讼的事情，遭到拒绝。不得已，她加入重庆索赔团，成为成都对日索赔第一人。“我一直在想，为啥成都没人做这个事情呢？”
转机出现在2006年，四川东方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琳莹，受重庆诉讼团代理律师的感召，决定试着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2006年初，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下称一濑）的鼓励和建议让她坚定了信念。“这个常年致力于帮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日本人让我受到触动。日本人都如此，何况中国人？我决定免费代理成都受害者的索赔事项。”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刘世龙在日本的时候便与一濑相识，亦顺理成章加入。他和他的学生负责翻译与资料搜集。《成都商报》记者赵倩承担起了宣传的任务。很快，受害者通过媒体找到了刘琳莹。随后，一些法律界、学术界的志愿者聚集到了一起，一濑也带着日本相关人士往返两国开始取证工作。
“这是一项庞杂而长久的工作。”日本人的敬业与效率让中方律师吃惊，“他们经常一下飞机，就赶到受害者家中，长时间地交流和取证。”既是受害者又是志愿者的张伟（化名）长期义务为索赔团服务。他说：“年过五旬的一濑在一次拍摄过程中，摄像机掉到地上睡着了。”
日本人曾让张伟带着他们去纪念成都大轰炸的地方看看，他尴尬地发现无法满足此要求。“日本人不理解，为什么成都没有纪念碑之类的？只好把他们带到成都无名英雄纪念碑去看了下。”
“缺钱，缺人，缺场地，什么都缺。”这是志愿者团队最深的感触。成都大轰炸是一段被忽视的历史，他们做的是一个无人关注甚至是遭人误解的事情。
三年多来，刘琳莹自掏近4万元，作为接待、交通等办公费用。2006年，刘琳莹等人去日本立案的差旅费需要三万元，她拒绝了一家医院的商业赞助。“我们拿不出钱，跟日本人说了这个难处，一些中方人士反而怪我。但说到钱他们都消失了。最终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团负责人童增和一个商人的个人捐款，加上我和受害者各垫几千元才最终成行。这让我对一些人和事感到失望。”
志愿者们时常感到孤独与无助。有些受害者在一次次填写和陈述相关资料后，不耐烦地问：“官司到底能否打赢？能否拿到补偿？”
一些看不到希望的受害者退出了诉讼，甚至有人对日本人为一个问题翻来覆去地研讨到凌晨一两点的做法感到不解。志愿者打电话找他们时，对方不耐烦地说：“某某不在家。”咔嗒挂断电话。
张伟的一位领导知道他正做这个事情，劝他“都过去这样久了，还追着干嘛”。有网友称他们为了赔偿到日本去乞讨，这让张伟伤心又气愤，“别说中国人，成都30岁左右的人知道大轰炸的都不多，而且很多人误解我们”。
曾经有个独臂老人流着泪问张伟，“日本人为什么无缘无故来炸我？让我痛苦这么多年？”也有受害者得知困难后偷偷塞了10元钱给刘琳莹。团队之间的真诚和受害者无奈的哭问支撑诉讼团一路走来。
2007年，刘琳莹通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向相关部门提交了关于民间索赔的议案，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作为民间行动，没有合法地位也让他们头疼。“我们不准备接受商业赞助，没钱是问题，有钱了怎么管理也是问题。国内有些对日索赔团就因为钱发生矛盾。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刘琳莹称，“今年有些团体找到了我们，想合作写‘成都大轰炸的书，也有些官员个人表示支持我们。”
2009年6月15日，成都大轰炸第一次开庭暨重庆大轰炸第10次开庭在东京地方法院进行。刘琳莹却因为律师事务所不批准，没能成行，这让她非常失望，“但成都搭上了对日索赔案的末班车，也算对我们最好的肯定和回报”。
法庭上的怀表
在东京的法庭上，一块太平洋牌的金色怀表引人注目。有些斑驳，没了表链。70岁的吴及义会不时地拿在手中端详。
“1939年6月11日，日本人炸毁了我的家，父亲被压在熊熊大火之下。在一堆烧得缩成大约一米长的尸体里，母亲用木棒从一具尸体上挑出了这个怀表，然后一遍一遍地哭喊着父亲的名字。”
“小时候看到怀表我会想为什么没有父亲，现在看到怀表更多的是伤感，母亲临死都没原谅日本鬼子。”70年后，吴及义站在日本法庭上讲述怀表的故事，三次落泪。旁听者座无虚席，大多是日本人。
“平时面对几个陌生人讲话我就要发抖，但那天在法庭上，我出奇的镇静，没让成都丢脸。压在心里70年的痛，终于说出来了。”
吴及义发现法官认真在听，日本政府代理律师却在闭目养神。庭审过程中，日本政府代理律师就“成都大轰炸”历史事实没有作任何表态。
对于这次诉讼，一濑敬一郎称“是人类历史上无差别轰炸受害者追究加害国法律责任的第一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依据事实和法律，日本政府应该对原告谢罪并赔偿”。
2007年，苏良秀受邀广岛演讲，面对3000听众。“明显感觉到日本人对这段历史的陌生，但他们听了演讲后，长时间鼓掌，很多人表示支持我向日本政府索赔。”吴及义在日本开庭之前，64岁的斋藤纪代美不停地向路人介绍侵华战争的历史，“很多日本年轻人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今天来宣传，就是想把真实的历史告诉民众，和平还得靠年轻人努力维系”。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