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毅 曹莉 曹传松
[提 要]南蛮是“五帝”时代南方一个诸侯国，而后史把南蛮讹为南方诸民族的统称和歧视性贬称，使致南蛮国真实面貌蒙混不清。据考，《史记》“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是南蛮立国之始。史籍载，“崇山，在（湖南）澧阳县南七十五里”；《澧州志》亦有相关记载及苗、濮语言资料；崇山还分布有歡兜冢、宫殿、操练场、欢兜庙等众多遗迹；分布密集的史前文化遗址与丰富文化内函，距今五千年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已出现了大型瓮城、敌台，极有可能是南蛮国之都邑。以上四重证据佐证南蛮国中心在洞庭湖西北岸澧水流域。
[关键词]南蛮国；地望；上古时代
[作者简介]曹 毅（1973—），男，湖南省澧县文物局副局长，研究方向为新石器时代文化；曹 莉（1975—），女，湖南省澧县城头山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研究方向为遗址博物馆陈列与讲解；曹传松（1946—），男，湖南省澧县博物馆文博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新石器时代文化、楚文化。（湖南常德 415500）
南蛮是“五帝”时代南方一个著名的部落或方国，而《礼记·王制》曰：“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伙食者矣。”这是周人把南蛮讹为南方诸民族的统称和歧视性贬称，这一贬称直至今天。其实这个存在数百年的古国，有其源起、王权存在和地望可考，只因史籍记载寥寥无几，加上长期被贬意性讹称，对南蛮国真实面目蒙混不清，不为史学界所了解。本文试图从记载寥寥无几的史籍，翔实的地方史资料，结合田野调查及湘西北史前考古成果，多视域的探寻南蛮国踪迹。
一、史籍视域的南蛮国立国与地望考
（一）驩兜国考
南蛮国源出一个以驩兜为首领的驩兜部落或驩兜国。驩兜在《尚书·典》、《荀子·议兵》、《战国策·秦策》等古籍中又曰“驩头”、“欢头”、“驩朱”等，是黄帝之裔。黄帝正妃嫘祖生二子：玄嚣、昌意；昌意生高阳。高阳继黄帝位，帝号颛顼。颛顼死后，玄嚣孙高辛继帝位，帝号喾。颛顼生驩兜，驩兜生苗民（《史记·五帝本纪》），从此，其后裔离开了帝室与中原。
驩兜族，郑氏“笺云：鹳，水鸟也，将阴雨则鸣。……鹳本又作雚”。是一个以鹳鸟为氏族图腾的水落部族。《神异经》云：“为人很恶，不畏风雨禽兽，犯死乃休”，是一个非常顽强的族落。
随着史前生产力发展与提高，驩兜部族很快进化为方国--驩头国。《山海经·海外南经》曰：“驩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张华《博物志》卷二“驩兜国，……帝尧司徒”。毋庸置疑，上古时代确有其驩兜国。
驩头国地望，古今分歧颇大，主要是南北二说，近年又有“先源自北方，后南徙”一说，[1]无论哪一说，驩兜国是从南方入侵中原或加盟中原部落（华夏集团）。但具体地望仅见“驩头国在其南”一句之载，而“其南”二字又不很明确。
考《山海经》构成，是以中原帝畿（阳城）为中心，由近到远呈圆形划分为“海内”、“海外”、“大荒”三大部分；而每一部分又按东南西北方位叙述。《海外南经》正处于南方，以西南云南为起点，东南浙江为终点构成一条经线，其间经过了黔、湘西北、鄂东南、赣北地区，[2]“驩头国在其南”应是这一经线的以南。又《海外南经》从云南往东南依次对结胸国、羽民国、厌火国、毕方国、驩头国等十二个国展开叙述的，驩头国叙述在毕方国之后，很显然，“其南”是毕方国以南或东南，毕方国居南方，焉能驩头国居北方乎？
再考驩兜早期活动，离不开父颛顼早期活动的地区。颛顼继帝位之前为部落首领，其地望，《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记·帝系》、《吕氏春秋·古乐》等古籍云：“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若水：上古时代汝、若音同意通。《齐物论》：“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耶？”其注曰：“若、而，皆汝也。”《索隐》：“若者，汝也。”现代学者亦认为“若水即今河南汝水”（田昌五）。空桑：《中州杂俎.空桑考》云：“空桑涧在嵩县南……”。《寰宇记》云：“空桑城在开封府丘县西二十里。”很显然，颛顼早期活动大约是今河南汝阳地区一带，那么，驩兜早期活动亦超出不了豫中偏西南至鄂西北边境区域。并有出土文物予以佐证，1978年，临汝县出土了一件大形陶缸式瓮棺，瓮棺上彩绘鹳鸟喙叼鱼和有柄石斧，称为《鹳鱼石斧图》。[3]著名考古学者严文明、郑杰祥、杨堃等先生认为是文献中所载的驩兜族的图腾。“瓮棺的死者就是驩兜氏族部落的某一代酋长或首领”。驩兜族（国）源出此地，并非空穴来风。但与《海外南经》所载驩兜国地相距数百里，这当是“南徙的史影”。
南方三苗是较为复杂的一个多民族群。据“颛顼生驩兜，驩兜生苗民”之载，驩兜是不三苗始祖，尚不敢断言，但与三苗有族源关系应该是没有问题。《山海经·海外南经》曰：“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今赤水失考）又《战国策.魏策》载，“昔者三苗之居，（帝都阳城）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即今天洞庭湖至鄱阳湖（古称彭蠡）地区，驩兜国的势力不应超出此范围。
驩兜国早就入侵中原或入盟华夏集团。《正义》孔安国曰：“驩兜，臣名。”“驩兜国，……帝尧司徒”。（张华《博物志》卷二）尧曰：“谁可顺此事（理顺国家大事）？”……驩头曰：“共工旁聚而布功，可用。”（史记·五帝本纪）所知驩兜还参与了帝尧禅位等国家大事的决策，是尧器重之大臣。
（二）南蛮国源起与立国考
可是，《五帝本纪》接上所载，“三苗在长江、淮河、荆州多次作乱。於是舜归而言於（尧）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此载，后史多释为“四凶”或“四罪”。奇怪的是，驩兜怎会一下又沦为凶犯了呢？让人费解。我们认为：
1.诠释质疑《五帝本纪》是中国有文字之前的传说部分，年湮世远，口耳相传，难免有讹；或屡作释者，难免语音本义准确无误。“流放”一词，本出自“流宥五刑”。[4]当时己进入古国文明，尧、舜立有国之刑法中，有一种最轻的刑罚曰“流宥五刑”。“宥”本意宽容、饶恕、原谅；《集解》马融释曰：“流，放；宥，宽也”；《正义》孔安国注云：“以流放之法宽五刑也”；现代学者吴树平所译：“因偶尔过失犯罪者可予以赦免”。这与残暴百姓必诛不赦的“凶恶罪犯”有本质区别，若驩兜获的是此类之刑， 国家仍可重用。endprint
2.镇抚四方所需黄帝肇始，“抚万民，度（量）四方（土地）”，[5]这时有了领土疆域和天象方位的概念，把领土划分东南西北四个隶属（政）区，以便分区、分级管理，并按其分职设官。加上三苗等四方土著部落或诸侯国一再作乱。尧舜将原来四方入盟华夏集团的四个著名的部落或方國首领分别分封为北狄、南蛮、西戎、东夷四诸侯，返回故土，镇抚治理各自的民族。成效颇大，自此，“四罪而天下咸服”（“四罪”系四方屡次作乱的土著部族或方国）。
亦有文献映证，《左传》云：“舜臣尧，流四凶，投诸四裔，以御魑魅”也。“魑魅”本意：“传说中山林里能害人的怪物。”《新华字典》“四凶”的名字在《五帝本纪》中经常出现， 是真正的四强者。很显然，尧、舜进行四分封也好，“流四凶”也好，真正的目的一个，利用暴力去征伐四方邪恶和安抚百姓，确保为中原按时缴赋纳贡。
3.中国立国与南蛮国之始尧、舜此举， 是南方苗蛮、北方群狄、东方东夷、西方诸戎四个地方（二级）部落联盟形成，压服了四方反动势力，实行了对四方统辖的绝对权威，中原霸主位置确立，乃中国（中原）立国，顺应了文明进程的必然结果。《集解》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乃中国名之由来也。
亦是南蛮国立国。时置王权与方国发达时期。“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6]当时确有数以万计的诸侯国，驩兜国是万国诸侯之一。驩兜国加盟中原后，在南方仍占有一定范围的领土，受中原联盟集团保护；仍势力强大，踞为一霸。以驩兜为诸侯的南蛮国，承袭其域土，只更其名为南蛮国即可。“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吕氏春秋·知分》）尧笫一次南征是南蛮，亦是南蛮一词第一次出现，自此，南蛮、苗蛮一词频繁的出现在史籍文献中，闽粤今天的民众仍以越蛮自称，这是残留的史影。很显然，是受封后南蛮名被认可和普及；苗蛮是民族融合的并称，或是南蛮联盟集团支分部落或方国之名。
以上不仅是名称的更代，亦是政权实体的兴替。可鉴“流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亦乃南蛮国之始也。
（三）南蛮国地望考
驩兜受封，率军南下，过汉水，渡长江，抵达洞庭，溯澧水而上，到达崇山，与南迁的将卒和本土的苗、濮等民族建立了南蛮国都邑，播衍中原先进文明，男耕女织，士卒操练，一派繁荣景象。[7]
有关崇山地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其名就有天崇山、国山、驩兜山、祖公山（苗语：稿谱山）、姓山（濮语：比高立姓高任立谱山）等等，不乏四十有余。经梳理，不外乎南、北二说，以北说者俱多。
1.北说
（1）甘肃积石山说。石鸣认为“尧战于丹水之浦”。丹水是今天甘肃省积石山。
（2）陕西丰镐崇国说。《诗云》云：“即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国之地也”。
（3）河南崇山说。童书业“崇山本系河南嵩山。”“崇嵩字古通用”。（《太平御览·卷三九引韦翼视注》）。
（4）山西塔儿山说。黄石林“崇山在县东南四十里”《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一·山西》襄陵县条即“今（山西）之襄汾、翼城间的塔儿山”。
北说者多考带“崇”字的地名。而全国山川同名者皆是，仅凭此，只会使其历史时空、地望颇显混乱模糊。“南蛮”分明因位于南方而名；又《诗经·周南·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中原与南国是以长江汉水为界。北说之崇山并没有超出中原，造成了地理方位大错位，难以成立。
2.南说
崇山南说者，把目光聚向了湖北、湖南境。
（1）《史记·集解》马融曰：“（南蛮）南裔也”。
（2）《山海经·海外南经》“驩头国在其南”。
（3）司马相如《大人赋》“吾欲往乎南嬉。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
（4）六朝宋盛弘之《荆州记》引《尚书》云：“放驩兜于崇山，在澧阳县南七十五里”。
（5）《通典》卷一八三“澧阳县有崇山，即舜放驩兜之所”。
（6）《太平御览·卷四十九》“放驩兜于崇山，在澧阳县南七十里”。兹考：
九疑：又名苍梧山，位于湖南省之南极宁远县，司马相如南游从中原到的九疑，须经过澧水之崇山。
澧阳县：今湖南澧县旧称，晋太康四（283）年置澧阳县，后升置澧阳郡、澧阳府、今天仍有澧阳镇，澧阳村等行政区划名称。
《荆州记》：是一部记载风俗物产的地理书。《尚书·禹贡》曰：“荆及衡阳惟荆州。”辖湘、鄂及相邻少部地域。作者盛弘之入仕荆州，利用职务之便，遍访荆州，收集物产民俗，踏勘名山大川，考稽胜迹史事，汇著成此书。其内容又经过作者实地考丛，加之作者治史严谨，“文笔绮丽，冠绝一时”，为后史影响之深。
西晋澧阳县治所在今石门县境，其境西取古道至崇山地区境约八十里，较为吻合。（明《澧纪》）
在方志资料中亦有众多崇山和驩兜的记载，“崇山在（永定）县西南，与天门山相连，山势嵯峨，顶有村落，其地平旷，可容千人”。北周“盖因境内有崇山而立名为崇义县”。“崇山绝顶有巨垄，相传为驩兜冢”。王维咏：“周赧不辞亡国恨，却怜孤墓近驩兜”。（清《直隶澧州志》）还有众多有趣的苗语、濮语崇山名。苗语：“主姓坡立谱山”（汉语：姓山），“高剖高崇山”（汉语：崇公山），“稿谱山”（汉语：祖公山），“高戎霸凑”、“仁云仁梦”等；濮语：比高立姓高仁立谱“（汉语：姓山）等。[8]因驩兜始封于此，本地土著民才视驩兜为始祖公，视崇山为祖公山、崇公山。
濮在上古时代就存在，商末济周伐纣。据考，三苗西南与濮相邻；[9]张守节说：“濮在楚西南。”《史记·正义》三苗南及其东南是古老的越民族。[10]在苗、濮、越之间还有其混居区，苗语、濮语崇山名一道流传至今，印证了这一历史史实；更有力的说明了苗、濮语崇山名系从上古时代所流传下来。此崇山系“放驩兜于崇山”之崇山。endprint
二、田野调查视域的南蛮国地望考
澧阳崇山还有遗迹可考。笔者两上崇山，拜访长者，实地踏勘，寻找南蛮国信息。
崇山位于张家界市西14公里，山势东西走向，东与天门山相连，林木葱郁，能藏龙卧虎。海拔1164.7米，四周悬崖峭壁，刀戈年代易守难攻。仅东端有一登山入口处，上去约四公里是平缓的山顶，再西折约八公里抵目的地--后坪镇连五间、袁家二村，其地中央开旷，四周山丘环绕。这里，有关驩头的传说家喻户晓，并每一山一地、一石一洞都与驩兜有关。
驩兜墓冢：位于开旷地中央，冢径15-20米，高1-2米。古代“民有耕此，获得铜甲环者，商人买得，乃金甲也”，即出于此地。（清《直隶澧州志·陵墓》）
连五间遗址：相传黄帝为天门昆仑建造五城十二楼，（《史记》）其中第五栋楼建于崇山顶，其主体建筑为五间，连五间村由此而名。应是宫殿遗址。
营盘塌：传为守卡哨兵营地。从其面积分布较大分析，应该是军队集营地。
练子塌：传为将卒操练场。
理事塌：是办公议事处。
待家塌：迎宾待客人的地方。
放马山：又名跑马场，位于驩兜墓西南一座矮山上，是牧马和练马场。
拦卡：拦马之用。
系马桩：拴马之处。
挂鼓岩：悬战鼓之用。
相公洞：是驩兜栖息过的地方，洞内曾陈设有石床、石桌、石碗。
封洞：系驩兜战败后，隐匿于此洞，以避追兵。
驩兜屋：宋时其屋和屋内三角形石锄、石室、石鼎等物尚存。民国初年有民者在其附近发现了石犁头，石鼎，疑是驩兜屋内散失之物。
驩兜庙：供有驩兜塑像，人们常年祀奉，毁于上世纪中叶。现在人们拟定恢复中。
崇拜黄鳝：中原攻伐南蛮国，其仗打了五年，又抗衡了八年，驩兜军在严重缺水的关键时候，有一条黄鳝出现在驩兜视野，并很快溜走，直到一泉水边突然消失。有了水源，中原军溃败。从此，崇山地区人视黄鳝为恩德祖神，不得捕食并崇拜至今。[11]
嵩梁山：即今天西与崇山相连的天门山，原本无名，一天，驩兜登其顶，极目澧河洪水滔滔，崖前竹树郁郁，有中原嵩山、吕梁山“磷石挺天险，峭壁盖雄关”之势，便综合二山名，命名为嵩梁山。又嵩梁山主峰天然洞开，玄朗如门，阔三百丈。后来被隋文帝曰为“天门山”。（《太平御览》卷四十九）
以上遗迹与传说，直接和隐约地反映了南蛮国及其都邑在澧阳的史影。
三、史前考古视域的南蛮国及其国都考
湘西北是史前文化相当发达和考古成果颇丰的地区，迄今仅澧水中下游发现史前文化遗址400多处。从50万年虎爪山文化开始，自成一体的不间断的发展了虎爪山-鸡公垱-乌鸦山-十里岗（旧石器向新石器过度）-彭头山-皂市下层-汤家岗-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脉络，[12]这一文化脉络亦乃“古文化”向“农业文明、古城”再向“古国文明”进程的步履。
早期文明是由诸多文明要素形影相伴的发展与进化而形成，其中农业、城堡的滥觞与发展是主要的要素，而两者在湘西北时间显得特别的早。
（一）九千年前的稻作农业文明
在十里岗遗址生活区发现了1.6万年前与人类有关的稻叶植硅石，专家认为极有可能是稻作的源起。[13]继之，在1-0.8万年彭头山遗址中发现了人工栽培稻材料。[14]令人兴奋的是在与彭头山遗址同时期的八十垱遗址出土了近万粒稻谷，其稻壳还呈金黄色，经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单位三年的研究表明， 为一种已无野生稻属性的人工栽培稻，正在向现代籼稻、粳稻进化，被命名为八十挡古稻和小粒型古籼稻、小粒型古粳稻二个品种。[15]
显然，八十垱古稻不是稻作的源起期，至少此前经过了上千年的选育历程。先民们在生产实践中，充分认识了稻的生理生态，岁时节令等重要农业知识；创造和掌握了耕作、种植、合理施肥与用水、田间管理等一系列先进农业技术和耕作制度。说明该地区至少在九年前已进入农业文明。
城头山遗址的稻标本（0.56万年）较八十当古稻粒形增大增重，几乎接近今天的品种， 被命名为大粒型古籼稻、大粒型古粳稻。[16]城頭山还出土了数丘（0.65万年）稻田，大者面积约250平方米。和现代田没有丝毫的异样。[17]可鉴，当时稻作已接近现代的水平和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经济时期，已远超出了氏族社会的社会生产力。
（二）八千多年前的城堡
土筑城堡是我国先民一大创造。彭头山文化时期城堡便诞生了。
1.彭头山城堡
规模、构造与八十挡城堡相仿，西部有一长约40、宽约20、高约3米的夯土城墙至今保存较好。年代距今0.85-0.8万年。[18]
2.八十垱城堡
城廓呈弧形四边形，面积约4万平方米（含壕，下同）。用掘环壕的土铺堆于壕内岸，分层夯筑和修整成墙。墙基宽5-6.2米，残高约1米（为后人夷平）；人工壕口宽4.7、深2.5米。[19]年代距今约0.8万年。
二城尚处于初期城堡阶段，即笖有围墙的农村笗（吴志伊语）时期，城内与城外、建城后与建城前没有什么不同，无有任何政治因素，完全是仅出于防卫所需。
3.城头山第一、二期城
城廓呈圆形。（二期城）面积约11万平方米，墙基宽15米，残高2.6米，护城河宽约16米，深2.5-3米。年代距今0.6100-0.54万年。
城内布局：（1）祭祀区，位于城内东部，由活动区、祭坛、人祭墓、祭祀坑、人牲奠基坑和木栅栏组成。（2）墓葬区，位于城内中北部和东部祭祀区。（3）居址区，位于城内中西部。（4）陶器作坊区，位于城内中部。[20]
规模增大，且内涵增多，譬如儿童头颅、奴隶殉葬，人兽混牲坑，整人奠基等，似乎一切社会矛盾都包含在城内的设置之中，并有了强制性的社会机构。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性质的进化，还深刻地反映了城的建造技术的升化，已进入了城的成熟期阶段。endprint
4.城头山第三期、四期城
城廓呈不规则圆形，（四期城）面积约25万平米。城墙宽22-40米，护城河宽50-60米。[21]近年，又新发现了方形瓮城、方形敌台等，[22][23]使致城的格局更加清晰，城内仍承袭前期功能性布局。
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古国指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实体。古城古国是社会变革的产物……成为进入或即将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此期城防御体已趋完善，且形制规整，布局合理严谨，工程构筑坚固，军事防御色彩极为浓厚，已具备了中国封建都城的构造形制和其社会功能，是保护一个割据一方的王权小国的都邑。我们认为这个小国是南蛮国。前文相关所论均可视之为其据。除此：第一，驩兜、南蛮国世处五帝时代，与距今0.5-0.48万年的城头山笫四期城时代相符。第二，城头山古城虽位于崇山下游百多公里处，但同处在澧水中游；随着南蛮国拓疆扩土，其版图达到了整个洞庭湖地区和江汉平原之后，将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到澧阳平原，并在此建都是理所当然。第三，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澧阳平原陆路西北去八十公里与江汉平原连土（后被长江所切开）。东南是“澧水东至下隽入江”，《汉书·地理志》即澧水出津市后经安乡至华容东独流注入长江。[24]此乃百公里被洞庭湖所并之域才为澧水下游，湖泊群地貌。城头山古城择址时，充分考虑到和利用了这一自然条件，进，是成就霸业的根据地和其踞点；退，有保全性命的栖息地，西北可入武陵山脉， 乃至云贵高源深山老林，东南可消失在浩瀚的洞庭之波，这是尧舜禹三代才征服南蛮国的根本原因所在。
毋庸置疑，澧水流域是南蛮国中心地域和城头山第四期城是南蛮国之都邑。
四、结语：南蛮国衰落与消亡考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且“万国合和”。《史记·五帝本记》尤以东夷联盟集团太平盛世，华夏集团亦对东夷持亲和态度，《尚书》载，“夏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再现了“百鸟朝凤”的历史影相。
而华夏集团对南方南蛮、苗蛮联盟集团却是采用征伐的行为。当然，首先是苗蛮集团为了夺取适宜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要地，滞纳赋贡，再犯中原，重兵把守千里之外的南土北疆，从丹江下游，向中原扩张，威胁到华夏集团。自“尧战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之始，经舜、禹三代连续征伐。最后一次征服性的战争是“（夏禹）三十五年帝（禹）命（儿子）夏后（启）征有苗。”（今本《竹书记年》）在此役前，苗蛮地区发生了强烈的地震，禹乘苗蛮灾后混乱之机， 以“受命于天”为借口，大举进攻苗蛮，众多文献都纪述了其情景。古本《竹书纪年》曰：“ 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夜不出”。
《墨子.非攻下》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曰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三苗，四（雷）电诱（振），有神（为）人面鸟身，若瑾以侍，隘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战争的惨烈已经到了天怒地怨的地步，三苗首领中箭，三苗衰亡，自此，史籍文献中不再有有关三苗的记载。
上述，在战斗中“四电诱，有神人面鸟身”，与《海外南经》中“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头。……驩头人面，鸟喙，有翼”相符。那么，此神就是南蛮始祖——驩兜。可鉴，此役史称征三苗，实为征南蛮国。南蛮国虽衰亡了，但“南蛮”一词却象征南方广大人民英勇强悍的精神却流传至今。
从战后“有苗氏来朝”（今本《竹书记年》）所知，此役后，苗蛮少部分屈服者归顺华夏集团为奴；大部分重归崇山老林和被迫往湘西、川、黔迁徙；留居本地的苗、濮民渐融于了后来兴起的楚。
夏虽统一了南方苗蛮集团，但在文化上始终没有得到统一，至今在湘鄂及整个南方地区没有发现夏文化遗存，土著先民们仍按照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一直走到史前文化尽头，渐被商及商以后文化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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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贝如]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