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露
全球性的环保浪潮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风起云涌，诸多国家面临着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选择。在早期的工业发展中，日本深受其害。随着环保意识的觉醒，日本在保护环境、构建循环社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拓展了经济发展的范畴。
近年来，在不断涌出的关于中日经济对比中，有不少解讀认为中国经济和当年的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存在很多相似性。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环境管理战略调整与经济转型的经验也许能给正在建设生态文明的中国带来一些启示。
本刊记者专访了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梅林海。梅林海教授是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对日本资源环境经营素有研究，对日本经济发展背后的循环社会有着比较深入的洞察。
Q& A
N-南风窗M-梅林海
由被动转自主的持续可能
N：日本的环境管理是如何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转型的？
M：日本二战战败后，它的经济、环境变得一塌糊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重化工业的发展使得它的环境情况变得非常糟糕。随后的二三十年间，日本的经济开始腾飞，从一个非常贫困的状态发展起来。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国土面积仅是中国的1/25，但它有1.2亿人口。从国土资源的角度来说，日本的资源禀赋非常差，包括煤炭资源和石油资源等。战后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源问题越发显得突出，这个资源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环境资源，一个就是人力资源。这里我们主要讲的是环境资源，出于日本自身的需要，它需要发展节约能源型的经济。
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踌躇不前，迫使它进入了经济的调整期。首先是解决泡沫经济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另外一方面，就是转向资源环境发展。事实上，可持续发展，最先是由西方国家提出来的，但是在实践上做得最扎实的国家之一就是日本。
这方面其实不用做过深的调查，你到了日本去，无论在车站、公园、地铁还是商场，都可以看到日本是按七种分类来回收垃圾的。比如一个矿泉水瓶，瓶子本身就要作为两类甚至是三类垃圾来回收—首先标签撕下来，标签是不可以回收的，瓶子是可以回收的，但盖子必须去掉，有专门收集盖子的桶。
N：日本环境管理战略实现转型的基础动力来自于自愿施行减排措施的企业，很多企业自觉构筑循环产业体系。但对于企业来说，他们愿意主动承担环境责任的原因是什么？
M：日本的所有的法律，都是自下而上的。就是它先是企业内部做，然后企业做成功了，再让政府顺水推出相应的法律。
一方面，企业本身是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企业生产需要廉价的原料，但原料从哪里来？比如说石油，日本没有，而进口石油受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但对于企业来说，更希望原料价格相对稳定，以此保证商品价格和市场的稳定。为了保持稳定的生产，企业最好的办法就是掌握原料。原料从哪儿来？依靠回收。所以他们很多的企业就自觉的参与到这个回收的过程中来。
另一方面，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作为一个企业，我需要有我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环境由我来保护。另外一方面，一个拥有良好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会更加获得市民的追捧。这个企业对社会、对环境都那么负责，它的产品质量还会差吗？这也涉及到品牌形象问题。所以，一个良好的企业它一定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者综合的，企业才能走得长久。
循环经济还是循环社会
N：绿色生活逐渐普及后，日本公众环境意识提升得非常快，在回收方面有什么具体的体现？相比之下，中国的回收又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M：在日本，如果我要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要去所在地的区域所登记，他们会给一个类似于课程表的纸，上面有非常细致的垃圾回收时间和方式。
日本民众日常的垃圾都是打包好，按照指定的时间，放在指定的地方，等待专人来收。比如说有些硬的纸盒，你还要把它折好，牛奶盒要洗干净，把它剪开铺平放好。在日本，电器回收还需要付费给垃圾站。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处理过一台旧汽车，花费了8000日元。这样的公众参与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慢慢的一个过程。
事实上，我也在国外介绍过，中国的回收效率其实是比日本高的。在日本，塑料瓶子不能卖钱，包括铁罐子之类东西的价值化不体现在个人身上，换句话说，你拿着一两个瓶子是没有地方去卖的。但在中国，无论是谁捡到这个瓶子，只要我愿意拿去卖，就会有人收。很多中国人是以此为生的，因为赋予这个瓶子的价值并不低。因为可以通过回收它获得收益，所以在中国很少有没人要的空瓶子。
N：日本环境管理战略在转型中对公众的参与非常重视，公众能够直接参与到全程的环境管理，这一点对于国内环境政策的发展有什么借鉴意义？
M：在国内，我们有一个词叫循环经济，现在政府部门里有专门的循环经济处。不过在日本，它不叫循环经济，它有另一个词，叫循环社会。
其实在我看来，叫做循环社会更好，因为循环方面早已经脱离了经济的单一杠杆，它是社会层次的东西，不仅仅是企业，重要的是还有公众参与。如果只强调企业，那其实只能在生产和生产相关的环节上提高效率，但是你如果忽略了政府，忽略了社区，或者忽略了市民的参与，循环社会就很难发展起来。
这方面，对于国内其实是有借鉴意义的。我们要做的这些有关循环的工作，实际上是一项系统的工作，经济手段是有效的，但是却不是万能的。
在国内，循环经济从市民参与的这个上面上来说，是严重不足的。就比如六七年前禁止塑料袋的规定，当时我挺兴奋的，觉得中国人起步迟，但政府一下令，全国立马在一两个月之内就全部禁止了塑料袋的使用。刚开始的时候，这项规定的效果确实不错，政府下令确实有高效的理念，但是看现在的发展情况，实际上塑料袋也没有被禁掉。没有被禁掉的同时，塑料袋还涨价了。当然经济手段也是一种管理手段，能让人减少塑料袋的使用，但是从根本上说还需要民众意识要发生转变。
N：所以说日本的环境政策有社会制衡的色彩，而国内的环境管理重点放在污染治理阶段，公众的参与还需要加强。
M：这十多年来我是能看到中国社会的变化的。过去八九十年代的時候，我们也采取过制止扔垃圾的一些措施。那时候，街道天桥等人比较多的地方，特别容易看到人吐痰。于是就有部门发动街头的老头老太太来参与罚款。老太太们藏起红袖章，在一旁观察，看见吐痰的人就一把围上去。你敢打他们吗？不敢。不给钱走不掉，要的是五块钱，可有人没零钱掏出了十块，老太太们说没钱找。“呸！那我再吐一口。”
看到这种情景我也很无奈，这到底是为了让人不要吐痰还是要赚钱？相比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变化，市民的意识变化得太慢了。
实际上，在日本的时候，他们的摄像头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日本公共场合的摄像头旁边都会贴有一个“此处有摄像头”的提示。开始我还觉得疑惑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才了解到，日本安装这个摄像头的目的不是为了抓你，而是为了威慑你，警告你，不要去做坏事。可见，这完全是另一种思维模式。在我国虽然提升公众环境意识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这是环境管理转型的必然趋势。
污染和治理的平衡之道
N：实际上，日本也是经过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再看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环境问题始终难以摆脱这个困境？
M：日本经历过很多公害事件，如著名的水俣事件，河水汞含量严重超标。从另一个方面说，公害事件实际上促进了民众的自觉性，他们自己深受其害，所以需要尽快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保障自己的权益。日本在排放污染物方面，尤其是在饮用水的保护上，做得非常好。我曾经亲自去调查看过，饮用水水域的河道周围用铁丝网围了三层，人是进不去的。
日本有很多的这种案例，都变成环保事件里的经典案例。我说明这些并不是为了说明“先污染后治理”的合理性，我们做研究就是为了不要走别人的弯路，直接避免这一段。
在国内，企业偷排偷放情况还很多，许多地方的水质很糟糕臭不可闻。有的城市治理河涌，所说的达标其实是仅仅达到四类水质的标准。五类以上的水臭不可闻，四类其实也很糟糕，三类以上的地表水才能达到标准排放出去。可是仅达到四类水质的情况，相对于全国来说还不是最糟糕的。
借鉴日本治水的经验，地方政府要充当环境管理战略改革与转型的先锋，但单单只靠政府去唱独角戏是不够的，政企之间要加强环保方面的合作，与公众之间也应该有更多的互动。逐步推进这个过程还是需要时间。
N：日本在循环经济方面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但是它现阶段还有没有存在什么问题？
M：日本需要在循环经济中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核发电和循环经济曾经都是日本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但是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这个战略目标基本被废弃，这就导致日本在循环经济方面的目标实现会更加困难。
日本在国际上曾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京都议定书》，由日本政府主导，严格地去执行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核发电曾经占到整个日本用电量的1/4，对于一个巨大的经济体来说，这1/4的能源用普通的石油煤炭等能源替代，污染排放物会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该怎么去实现对世界的承诺？
所以，日本就使用了很多办法，比如说造纸企业，可以去通过植树的方式去补偿自己消耗的产能。此外，还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也就是技术转移。因为，客观的生产需求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工业污染，但是为了达到排放指标，可以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移。例如去帮非洲解决他们的排放问题，解决的排放部分的指标可以算做日本的，或是购买非洲国家多余的指标，同过设立一些技术基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