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林璘
这是我做记者的第一年。
天津港爆炸事件发生后，我的同事刘星去了现场，我负责给他做后方报道支援。作为2015年7月刚毕业入职报社的新记者，刚入职一个月就有机会参与这样的突发事件报道，我尤其珍惜。
虽然人没在现场，但配合刘星报道，也一样是分秒必争。在关注事件后果的同时，我们花更多精力投入到深挖到底为何出现这样的爆炸，到底是哪个环节存在纰漏。
我们在第一时间发现消防员第一批灭火时用了水，结合我在后方采访化工方面的专家，发现用水救火的方式可能存在严重问题。
又或者我们最先发现给出事的瑞海做至关重要的安全评价的中介事实上是一家“红顶中介”，有着官方背景。而据当时已被披露的资料显示，虽然瑞海国际堆场改造工程与居民区的距离明显不符合最少一千米的规定，但这家中介给出的安全评价验收报告却做出了“与居民楼距离符合规定”的结论。
被采访的专家曾告诉我，安全评价本应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但在国内，事实上很多都是走过场，安全距离的争议问题也同样由来已久，希望能通过媒体的报道引起重视。
于是，在跟踪报道天津港爆炸事件后，当我们看到来自一家环保NGO组织所提供的线索时，报社部门编辑不假思索地让我们加以关注——该线索显示，国内不仅是天津港，很多重要港口都存在危化品仓库安全距离不达标的问题。
线索只是概略显示了现状。但引起了报社的重视，我、刘星和卢义杰被分派到到宁波、上海和青岛这三大港口进行实际调查，在调查的同时也希望能够挖掘出这么多港口都存在安全距离不达标的背后原因。
我们对除天津港外的其他港口的危化品安全距离的关注是想探究背后的关键问题——为何频频出现这样的安全距离不合格，到底有无解决对策，能否避免再出现天津港的类似后果，希望能借报道引起一些对安全距离的关注。
这不是我的第一次出差。但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在去的路上我还一直在跟该环保组织的技术人员请教，想了解他们没到现场就找到那些不符合安全距离的仓库的具体方法。因为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找到线索中所提到的危化品仓库，也要对所在的整个港口区域进行全面的危化品仓库安全距离调查。
环保组织建议我们，最可靠的调查方法，还是按图索骥一个一个实际调查。这也是我们事后发现唯一最可靠的办法。
我所赶赴的调查地是宁波港。
刚到宁波时，我对当地的危化品仓库全貌并不了解，只能靠资料检索的方式把当地所有设有危化品仓库的港口企业列出，一一到现场实地调查进行排除确认。在宁波，从一个码头到另一个码头的跨度很大，基本上一天最多才跑两个码头仓库，时间大多都花在了路上。
由于不少企业虽然在网站上公开标明了自己有危险化学品堆场或仓库，但事实上他们的堆场面积巨大，不止包括危险化学品堆场。为了确认这些企业的安全距离是否有问题，需要进到堆场内部去实际查看，并配合地图工具的测量。
一些港口门禁非常严密，认出我不是港口员工把我堵在门外。在门口晃荡尝试了很多次后差点放弃，最后还是靠“厚脸皮”地藏在一位内部员工的车后面混了进去。
经调查，最终发现宁波至少有5家危险货物堆场不符合一千米的安全距离要求。
深度报道最重要的是深度、全面与平衡。除了通过暗访获得的不合格安全距离的证据，也应该有被调查企业、涉及的安全评价中介机构和地方政府针对我们以记者身份指出问题的正面回应。
当我拨通其中一家安达物流法定代表人俞静毅的电话时，所得到的回复是：“我们都是按照国家标准法律法规来的，都是合规合法的。安全距离的问题各层专家都在调研，又不止我们这一家，很多仓库、码头堆场都有这样的问题。”
只是当我走访这些危化品仓库周边一千米范围内的居民区时，绝大多数居民对于自己身边如此近的距离内存在危化品仓库，并不知情。
在采访中，一家安评公司的负责人甚至告诉我：“南方用地这么紧张，谁都不愿意遵守。”
这是一个不缺少新闻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容易新闻烂尾的时代，人们的关注点更新转移得太快，与之对应的媒体的关注点也跳来跳去。
我们不知道报道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但做了总比什么都不做强。在生命面前，“用地紧张”根本不能成为这些危化品仓库距离如此之近的借口。
